受難者遺稿解密：重新檢視台灣白色恐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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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3/160314_taiwan_white_terror_years

蕭靄君BBC駐台北記者2016年 3月 14日

黃溫恭（中，右）是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殺的眾多遇害者之一。時年五個月大的黃春蘭（左）從未見過父親。

台灣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所屬的民主進步黨現在為國會第一大黨，蔡英文日前也提到「有真相才有和解」，對於完整還原69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及隨後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真相呼聲在台灣再次掀起。BBC記者蕭靄君（Cindy Sui）報道：

在黃溫恭被槍決前一晚，他寫下五封給家人的遺書，包括他素未謀面的五個月大的小女兒。

這是黃溫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她說話。

「最疼愛的春蘭，你還在媽媽肚子裏面，我就被捕了。」黃溫恭在1953年寫下這些字句。

「父子不能相識，嗚呼！世間再也沒有比這更淒慘的了。」

他的女兒在56年後才拿到這封信。

黃溫恭多達300張信紙的信，在黃春蘭的女兒於2008年向政府申請調閱關於外公的檔案時，才被交到黃春蘭手中。

「當我一看到第一行字，我就哭了，」黃春蘭說，「我終於和父親有了聯繫，我終於體會到我不只有個父親，而且我父親非常愛我。」

黃溫恭多達300張信紙的信，在黃春蘭的女兒於2008年向政府申請調閱關於外公的檔案時，才被交到黃春蘭手中。

此後，越來越多檔案工作者開始尋找淹沒在歷史洪流裏的個人書信──另外179名政治犯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被處決前寫給家人的信，陸續重見天日。

在1949年至1992年之間，成千上萬的人因涉嫌反政府行為而被逮捕，至少1200人被處決。

隨著這些信件的公開，以及台灣最大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當選總統，要求重新完整調查二二八事件的呼聲再次壯大。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民眾不滿國民黨政府的統治而發動示威，被政府鎮壓。隨後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敗於共產黨，1949年從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

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的平民，人數估計在2000人到2萬五千人之間。

專家表示，因為資訊不透明，許多人仍對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仍知之甚少。

黃溫恭的子女在1953年就失去了父親。

研究者說，政府從來沒有公布死亡人數，歷史課本中也很少提及。

歷史學家認為有些文件已被銷毀，直到2002年《檔案法》才開始保護重要文件免於被銷毀的命運。

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明確地認為，一個國家如何對待過去，將影響未來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凝聚力。

蔡英文表示，縱使2月28日已被訂為紀念受難者的國定假日，也舉行紀念儀式、發放賠償金、總統代表道歉，但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還是不夠恰當。

「有真相才有和解，有和解才能帶來團結……台灣才可以繼續向前走。」蔡英文在近期一次演講中說。

她承諾將會尋求正義及真相。

對受難者家屬而言，了解他們摯愛親人的命運但卻又同時知道沒有加害者因此被處罰，令人難以接受。

對他們所認為的事件元兇──台灣當時的統治者總統蔣介石──的許多紀念活動，更加深了家屬創傷。

藍芸若的父親藍明谷在1951年因為在地下刊物寫文章批評政府而被處決。她從研究者處了解情況，才得知要不是因為蔣介石，她的父親不會死。

儘管政府出高額現金懸賞緝拿她的父親，她的父親仍藏匿沒有被抓，直到政府以藍芸若及母親做為人質相逼，父親才出面投降。當時藍芸若還是個需要母親餵奶的嬰兒。

不到六個月，藍芸若的父親就被處決。

「在蔣介石的手中，許多判刑監禁者被改判死刑。」藍芸若說。

當受難者家屬將蔣介石標籤為「殺人兇手」，其他家庭，特別是跟隨蔣介石從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的民眾，將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功勞歸於蔣介石。

他們認為蔣介石必須在台灣鞏固統治，保護台灣免於混亂、免於落入共產黨統治之中。

台灣人對蔣介石的歷史定位有不同的看法。

但大部分人同意蔣介石的做法過於激烈。

有些人的確支持共產主義，但這是他們在蔣介石嚴厲打壓異議份子的情況下被打擊所致。

有些人純粹只是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許多受難者是只想讓社會更民主的知識分子。

這些信流露出愛、悲傷與悔恨。

雖然死亡就在眼前，有些人仍然堅定的因為信念而挺立。

檔案工作者近年來讓其它179名政治犯在處決前夕寫的信重見天日。

在一封信中，一名被監禁者寫給他的母親：「事至今日也無言再提，千言萬語請您不用傷心，要歡歡喜喜才是。該為時代犧牲的孩兒而驕傲。」

對於許多家庭來說，這些信來得太遲。

黃春蘭父親寫給黃春蘭母親的信中，他對妻子年紀輕輕就成為寡婦深感抱歉，要求她改嫁。

「當我們收到這些信時，我母親已經老年癡呆，所以她無法理解我們讀給她聽的內容。」黃春蘭要求解密更多檔案。

「這是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的事，歷史的真相必須被揭露出來。」

（編譯：劉子維　責編：蕭爾）

那些白色恐怖時代的獄中家書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204/c04letters/zh-hant/

那些白色恐怖時代的獄中家書

2016年2月4日

劉耀廷在白色恐怖期間在獄中寫下的一封家書。他於1954年被處決。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被成為「白色恐怖」的台灣政治獨裁統治期間，囚犯們在在被處決前獲准給家人們寫信。這些最後的家書在多年後重見天日，以下是部分信件的節選。

郭慶(Guo Ching) 

被處決於1952年

「一個人總是有一天要死的，請您們不要過分傷心吧！」

——寫給妻子的遺書​​摘要。

邱興生(Chiu Hsing-sheng)

被處決於1952年

「我在最後的一夜仍是和幼時的興生一樣很快樂的。我要在死前夜為什麼還這樣冷靜、興喜愉快，我也不知道。我老實說我在死前對於死毫沒有懼怕，反而感覺我已盡了人生之重擔而輕鬆了。我的人生觀是硬的！不知失望和憂愁的。我對於自然是喜的，所以我對於我的死，完全是快樂的！所以我要謹請祖母不要挂念以為我是苦。」

——寫給祖母的遺書摘要。

黃溫恭(Huang Wen-gong)

被處決於1953年

「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用萬分的努力來鎮靜心腦，來和你做一次最初而最後的紙上談話吧。我的這心情恐怕你不能想像吧！嗚呼！臨於此時不能見你一面，抱你一回，吻你一嘴……我什感遺憾！長恨不盡！」

——寫給女兒的遺書摘要。

高一生(Uongu Yatauyongana)

被處決於1954年

「我所思念的春芳，得知你安好，感到萬分欣慰。『不管多少黃金、白銀和寶玉，也不如寶貝兒女珍貴！』還記得這首歌嗎？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因為有很多優秀的兒女。物品沒收也無妨，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隨時隨地陪伴着。

水田不要賣！」

——寫給妻子的最後一封家書摘要。

劉耀廷(Liu Yao-ting)

被處決於1954年

「我的月霞，你需要聽我說的話，雖然我們離開了彼此，但是我們的心思一點點也不離開了。月霞，我深望妻克服了一切的艱苦勇敢地站起來，不要為了我來痛悼悲傷致使你失去原來身體的健康。

月霞，對不起，應該是我要眷你們母子，這也是我本來最希望的。但是現在的我是完全沒法度做到。月霞，我只是深望我妻原諒就是。」

——寫給妻子的第23封家書摘要

鄭金河(Cheng Jin-he)

被處決於1970年

「在這世界上，你不能再見到你的父親。這是一件最悲痛的事。生離死別之苦，誰也無法避免，但是在悲痛中要克服神聖的眼淚，把痛苦吞進去，吐出歡樂來……

不論煩惱或愉快，你總不會忘記你父母親吧！因此，你對於父親，也有比從前更加重大的責任在身上了。所以說，為了愛父親就要更加改善自己，才可以安慰父親的靈魂。此後，無論做什麼事，你必須常常反省，這是爸所喜歡的。」

——寫給兒子的遺書摘要。

詹天增(Chan Tien-tseng)

被處決於1970年

「兒相信人去逝，一定有靈性。兒決心每日來到你身邊，與你相處。看你安眼。見你吃三餐。遇到心苦病痛，會安慰你。請你日日快樂。」

——寫給母親的遺書摘要。

台灣的白色恐怖記憶：遲到60年的絕筆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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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白色恐怖記憶：遲到60年的絕筆家書

PAUL MOZUR 2016年2月4日

郭素珍正在台北料理她的花園。她的父親於1952年台灣政治壓迫期間被處決。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台灣台北——1952年4月，被處決前一個月，郭慶寫信向母親、妻子和孩子道別。

這些信件距離目的地只有140英里，卻花了60年才送達。

經過與台灣政府的一場曠日持久的談判，他的女兒終於收到了父親的告別。那時她已經60歲，年紀比父親死時大一倍。

「我哭個不停，因為我讀到父親的文字了，」女兒郭素貞說。「如果沒看過他的字，我就感覺不到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父親的信讓他活過來了。沒有了信，父親就只活在我的想像中，我對他的設想里。」

過去十年，有177封白色恐怖時期遇害者的信件重現人間，此信就屬其中一封。在1947年到1987年間，由於被指控為共產主義中國從事間諜活動，數以萬計的台灣人遭到囚禁，至少有1000人被處決，大多數集中在20世紀50年代初。

失落的書信已於近幾年還給受害者家人。這些書信是台灣幾十年獨裁統治留下的痛苦紀念，是被淹沒在沒有妥善編目的政府檔案中的一小段歷史。但是，蔡英文和民進黨在1月總統大選中的壓倒性勝利，可能很快會將那段歷史更多地呈現出來：在競選時，蔡英文曾承諾要記載和糾正更多台灣獨裁統治時期的不平事。

然而這些信件不只是文獻證據；它們也是逝者臨終前的愛意表達。它們安慰那些從小就無緣得見生身父母的孩子，也向獨自撫養孩子的配偶作最後的道歉。

信件是在2008年偶然曝光的，當時一名年輕女子要求從台灣的主要檔案館中找出有關她外公的信息。

申請查看記錄兩個星期後，這位名叫張旖容的女士收到了一疊300多頁的檔案複印件，內容主要是法庭記錄和裁決。在這些文件中，張旖容發現了外公寫給阿姨、舅舅和母親的書信，母親在他遇害時尚未出生。

他在給張旖容的母親的信中寫道：「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用萬分的努力來鎮靜心腦，來和你做一次最初而最終的紙上談話吧。我的這心情恐怕你不能想像吧！嗚呼！臨於此時不能見你一面，抱你一回，吻你一嘴……我甚感遺憾！長恨不盡！」

張旖容說，自從第一次看到這封信後，母親每次看信的反應一直沒有改變過。

「每次看信都一樣，」張旖容說。「念第一個字就開始哭。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父親，就像他不存在一樣，但是當她看到這封信時她知道自己有個父親，而且他愛她。」

台灣政府對過去的一些傷痛也曾有過審視——包括建立一座博物館，專門記載臭名昭著的1947年大屠殺——然而研究人員認為，針對蔣介石的國民黨統治下持續數十年的政治鎮壓，政府投放的資源就要少很多了。中國國民黨自1945年開始以一黨獨裁統治台灣，直到1996年台灣首次舉行總統民選。

學者說，國民黨的鎮壓手段鮮為人知，並且一直沒有對檔案進行一次徹底而透明的審閱。雖然研究人員認為許多記錄已被銷毀，但他們相信，仍有一些記錄因為有意的疏忽而保留了下來。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拿到大量的資料記錄，但一直沒有進行系統性的梳理，」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黃長玲說。「我們看過的百分比是多少？可以是10％，也可以是90％。我不知道，也不認為有人知道。」

拿到外公的書信影印件後，張旖容一家敦促政府交還原件。起初政府猶豫不決，認為文件應該存放在檔案館內。2011年，在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幫助下，書信原件終於歸還到家人手中。

這家非政府組織座落於台北市中心一座沒有電梯的建築里，負責收集遇害者親屬捐贈的信件和個人物品。協會執行長葉虹靈希望，這些東西有一天能在專門記載白色恐怖的博物館裡展出。

紀念品包括曾經屬於被處決囚犯的家庭相冊。葉虹靈說，一些囚犯用精心摺疊的糖果包裝紙裝點了他們的相冊，這是在利用手頭僅有的材料消磨時間。有些信件的行文中外混雜，提醒我們當時關押在國民黨監獄——現為台北喜來登大飯店——中的人不諳中文書面語，這是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結果。

信件內容大多簡短而正式，但訊息的簡單掩蓋了這些信件對家人的重要性。

父親被秘密警察帶走時，郭素貞才三歲，她一生都在搜尋有關父親下落的線索，對她來說，這些信件是個突破。

她說，母親對父親心存怨恨，認為他把政治看得比家庭重要，恨他不顧一切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

「當時她只有23歲，」郭素貞說。「一個上學的小姑娘就跑去結婚了。當時環境很簡單，然後天就塌了下來。她一直在想，你為什麼這麼做？為什麼要把這擔子留給我？」

信件讓母親釋懷，然而看到信件時她年事已高，有些失智。

在某些個案中，信件再次開啟了一輪情緒化的爭辯。一些學者認為，像郭素貞的父親這樣的人，並沒有受到不公正迫害，因為他加入共產黨組織的時候，國民黨正在從一場和中國共產黨的十年戰爭中脫身。

郭素貞說他的共產主義和中國無關，只是對國民黨壓迫的一種反抗。而且她說，無論是哪種情況，最重要的是檔案記錄能得到妥善的輯錄和公布。

「人們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保持沉默，」她說。「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經歷了多大的倒退？多少人被殺害、被囚禁，產生怎樣的後果？這些都應該展開探討。」

對某些家庭而言，這樣的討論已不可能。張旖容的外婆到死也沒有看到信，丈夫在信中要她改嫁。在一本關於這些信件的書中，張的母親思考了這些訊息的未能送達造成了怎樣難以揣度的損失：

「六年的夫妻，換來56年的死別。終其一生，我母親從未見到此信，也不曾再婚。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信能在當年，送達母親的手中，是不是，母親可能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Owen Guo自北京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翻譯：Lai Kam Pong（實習）、Tang Wing Sie（實習）

(原文於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