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白色恐怖三案
撰文：鄭進耀攝影：賴智揚
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害家屬，在90年代開始獲得國家賠償和名譽平反，但事情結束了嗎？2002年檔案法施行後，許多家屬開始申請受害者檔案，四年前，家屬意外發現有遺書未歸還，經多次抗爭，今年開放申請發還，但事情結束了嗎？
遲到60年的遺書是家屬們拚湊半世紀前家人的情感連繫，而這些遺書的背後，還有受難者對當年事件真相的渴望，沒有真相，沒有凶手，如何談原諒?只有把歷史攤在陽光下，才有結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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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春蘭的父親死於白色恐怖，這件事猶如一副巨大牢籠，家人受到長期監控。 |
事件經過
國民黨軍隊撤退台灣後，1950年代、1960年代開始逮捕共產黨、台獨和民主改革等政治運動及嫌疑者。其中1950年代發動整肅匪諜，當年許多台籍菁英僅是思想左傾便被逮補入獄，有些則是遭人惡意構陷，光50年代據估計有4千多人遭處死，8千人以上被判10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當年槍決日期後3天內要到刑場領屍，礙於交通及資訊流通不便，許多家屬不知道或者來不及領屍，屍體便被草草掩埋於台北六張犁公墓，直至1994年被人發現。
國家檔案法施行後，白色恐怖相關檔案仍多所限制，2008年因黃溫恭後人極力爭取發還遺書，今年開始，檔案局「主動發還」遺書，計177件，但因時間過久，僅有60餘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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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蘭剛出生還在母親懷中，父親即遭槍決，父親在全家福照片中永遠缺席了。右為大姐，左為大哥。（黃春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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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溫恭在滿滿二頁的遺書中，訴說對未謀面的小女兒不捨的情感。（黃春蘭 提供） |
終身恐懼
黃春蘭，六○歲，大專副教授，高雄
父親：黃溫恭
牙醫師，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燕巢支部案，一九五三年槍決
「春蘭！認不認我做爸爸呢？慕愛我嗎？慚愧的很！我不能盡做爸爸的義務。春蘭！妳能不能原諒這可憐的爸爸啊？春蘭！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 …臨於此時不能見妳一面，抱妳一回， 吻妳一嘴…我甚感遺憾！ 長恨不盡！」
這是黃溫恭行刑前四個小時，寫給從未謀面的女兒黃春蘭的遺書，當時她只有五個月大。黃春蘭說：「我對父親原本是無愛，也無怨，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你要如何去怨一個一無所知的人?」當她見到這封事隔五十九年的遺書，黃春蘭頓時淚流滿面：「我在信裡，終於確定，爸爸雖然來不及抱我，甚至見我一面，但他還是愛我的。」她在滿滿二張信紙的遺書裡，證明了父愛的存在。
黃春蘭有一兄一姐，父親的死在家族裡是談論的禁忌，直到考上大學的那個暑假，祖父模糊告訴她，父親其實是死於政治事件，她也不敢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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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蘭的女兒為了追尋外公受難真相，意外在外公的高中同學找到這張學生照。（黃春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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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報紙時常有匪諜整肅的新聞。
意外
直到黃春蘭的女兒張旖容二○○七年在一場由「二二八紀念基金會」主辦的〈再見，蔣總統〉的文物展上，在一份五○年代槍決的政治犯名單中，發現了外公黃溫恭的名字，這激發了她的好奇心，以家屬身份向國家檔案局申請外公的檔案資料，數百頁的檔案裡夾了五份遺書，檔案局不願歸還，黃家親族四處奔波、開記者會，歷經二年八個月，遺書終獲歸還。
目前在英國念化工碩士的張旖容說：「也許是因為我們這一代包袱少，網路科技又發達，找資料比較有效率。」沒想到上一代的歷史謎團是靠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女生一路拼湊真相，她在外公的判決書上還發現，原本判刑十五年，卻因為蔣介石紅筆批示，改為死刑，她質疑：「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去檢討加害者是誰？」
只是有些事已經來不及。黃溫恭妻子失智多年，黃春蘭在病榻旁念了父親的遺書，母親毫無反應。她怨恨無情的命運嗎？她會覺得丈夫的犧牲是遺棄她嗎？沒有人知道母親的心情，「因為她害怕家人再受牽連，選擇一輩子不說。」當時，警察三天兩頭就會上門做「戶口調查」，她養成了隨身帶著小包包，裡頭放了一張身份證以備檢查。
失智的這些年，母親每天仍會拿出身份證反覆確認，直到身份證的四角都磨花了，證件都被折爛了，黃春蘭看不過去勸她：「媽，不要擔心，不見的話，我再幫你辦新的。」母親卻反覆答著一句話：「警察就要來檢查了，丟掉會被捉去關。」她什麼都忘了，卻只記得恐懼，直到三年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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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素貞日前投書媒體，認為遺書發還過程過於繁瑣，雖得到檔案局回應，但她要的不只如此，她更想知道父親遇害的整個歷史真相。 |
感念長工
郭素貞，六十五歲，退休老師，台北父親：郭慶
雲林貓兒干國小校長，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虎尾地區莿桐支部案，一九五二年槍決「親愛的吾妻：（一）夫妻中途而別，對不起您，請您原諒。（二）假如可能，希望您再婚！（三）志遠、素貞的將來一任您，託您設法使他們姊弟進學吧。（四）一個人總是要死的，請你們不要過度傷心。（五）祝健康！幸福！」
避談
郭素貞談論起父親的往事，不時壓低聲音，又不時站起來觀看院子裡母親的動靜，「我媽雖然有點失智，但有時候又很清醒，知道你們要來聊父親的事，她早上還擺了臉色，說過去的事有什麼好談的？」
母親幾年前狀況好的時候，老跟郭素貞叨唸父親的不是：「我媽的情感很微妙，她似乎覺得我們說爸爸為理想犧牲就是在否定她這幾年的辛苦，好像只能藉由否定他，才能證明自己的受苦是有意義的。」郭素貞也想，假若遺書能早幾年發還，母親看到父親在信中的歉意是不是會稍感寬慰？
郭素貞對父親的遺書是有意見的：「我原以為他會寫很多，沒想到只有幾張紙上條列式寫了數行而已。」父親交代母親改嫁，並要兒女孝順媽媽，很普通而家常的交代，郭素貞在字裡行間裡找尋父親的各種弦外之意：「第一封信是寫給媽媽，代表最掛念她，他信尾祝我們快樂幸福，我一開始是有點生氣，沒有你了，怎可能幸福？後來又想，爸爸是希望我們在最困難的狀況下也不要忘記要讓自己快樂和幸福的可能。」
她不只想要遺書而已，「還希望檔案局徹底公布資料，我想知道為什麼那個年代，會發生這樣的事？」目前檔案資料僅部分對家屬開收，研究者則需要重重關卡申請方能看到「部分資料」。郭素貞講得有些急：「我兒子那輩已經不太關心阿公發生什麼事，也許到我們這一代再不做些什麼，歷史就到這裡為止了。我們不是要錢，也不是為了清算誰，只是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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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素貞的父親留了五封遺書，第一封是給母親，表示最掛念她。（郭素貞提供） |
找墳
父親被捉時，郭素貞只有三歲，弟弟四個月大，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上台北念大學時，開始找遍當時的各種資料，最後只在李敖的書上找到數行資料：「虎尾支部案遭檢舉共有三十餘人涉案，包括…、郭慶、…。」父親當時是國小校長，母親是學校老師，父親後來加入共產黨，又被同志出賣。「那個人無罪釋放，我媽跑去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對方說，沒辦法，到了那個地方你不想說，也得說了。」
母親在郭慶遇害後幾年便改嫁給一個外省籍的警察，「這也許是媽媽特別的用心，以前我們家的戶口名簿被紅筆註記了滿滿的字，嫁給繼父後，就不再有紅字了。」郭素貞因為跟著媽媽改嫁，才有機會念大學。
弟弟因為是男丁，被留在祖父家，後又因祖父母年長，八歲送回母親家，但因分離太久，生疏了，無法與繼父相處，又送到外公外婆家，「我媽常說，弟弟很可憐，受了很多苦，其實媽媽很內疚。」一九九三年台北六張犁發現大批五○年代白色恐怖遺骸，在山溝邊找到一塊埋在土裡的小石碑，上面寫著郭慶的名字。墓碑下已挖不到先人的遺骸，她仍每年跟母親、弟弟來此掃墓，「這是我唯一可以接近父親的地方了」。
報恩
找到父親埋葬地點後，領了一筆白色恐怖的補償金，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人是當年家裡的長工「司仔」。當時父親失蹤，人人視他們一家如瘟疫，避之惟恐不及，只有司仔騎單車載母親四處尋人，他擔心男主人不在，女主人帶著二個小孩會陷入困境，但又不敢光明正大接濟，司仔就偷偷在門口擺幾袋米，或幾袋地瓜。「我媽很感謝他，但這種身份怕跟人太公開往來，會牽連別人，我們三十年不敢連絡。」直到一九九四年領到補償金，母親親自到雲林找司仔，但依舊不敢進人家門，神神祕祕約在一處涼亭，拿了十萬元紅包要感謝他當年的接濟，「司仔回絕，說若是拿了紅包，恩情關係就斷了，在那樣的年代，我們遇到最不好的人，也遇到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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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萬金在行刑前，曾以毛巾包覆石塊攻擊獄卒，最後慘死刀下。（溫世動提供） |
父親的相簿
溫世動，67歲，退休水電承包商，台北
父親：溫萬金
電器行老闆，鹿窟案，1954年槍決
溫世動父親的遺書還在申請中，他起身從箱子裡撈起一本相簿，這是父親在牢裡手工做的，行刑前從獄中寄回家中給家人留念，用明信片雕花的折頁，彩色玻璃紙襯底，「這張我
和媽媽的合照是寄到牢裡給爸爸看的，爸爸在旁邊貼了他自己的大頭照。」他沉默了，他們一家現在只能靠這樣的方式「團圓」了。
比其他受難者家屬稍稍幸運，父親溫萬金槍決後，母親領回骨灰，殯儀業者在溫萬金的衣服夾層裡找到遺書，上面直接寫明：「國民黨倒台，共產黨萬歲。」但他還是期待即將從檔案局發還的另一批遺書：「我對我爸知道得太少了，任何支字片語，我都想知道。」
溫世棟的父親溫萬金是台北市當年少見的水電行老闆，從上海、日本進口各種新奇的電器材料，生活相當優渥。八歲那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溫世動還記得很清楚，軍統局的人破門而入，搜走了一批東西，父親從後門逃走，軍警長住他家監視。
母親從貴婦變成幫傭賺錢，「別人笑我爸是共產黨，我就和人打架。」他們搬到破舊的三重河邊，撿人不要的蘿蔔皮炒菜，僅存一張父親遺照高高掛在牆上。「日子真的很難過下去，我小時候拚了命練游泳，想說有一天當兵到金門的話，我一定要游到對岸，算是完成父親的心願。」
因為身份敏感，他根本無法到金門當兵，倒是當兵時聽到班長談到圍剿鹿窟台共的事，他才依稀覺得父親可能在這個地方受難，但詳情仍一無所知。直到一九九一年中國時報刊登報導文學首獎作品〈鹿窟紀事〉（作者李昂），他在文章裡發現父親的名字，至此才瞭解父親當年曾出資支助鹿窟武裝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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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從獄中寄出這本手工相簿，溫世動把童年全家一起到北投公園合照貼在上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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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世動多次前往中國旅遊，買了許多五星旗和毛澤東、解放軍的玩偶，像是另一種懷念左傾父親的方式。 |
尋跡
錯過了這些年，他始終沒有一圓泳渡海峽投奔的夢想，這幾年工作手頭寬裕了，帶著母親去上海、北京尋找父親的足跡，結果什麼也沒找到，「只有母親在北京的文物館看到一個女人照片，說這個人常來我家，我一看名字，原來是謝雪紅。」他還記得父親當年從上海買回來的新奇的美國奇異牌電扇，他開始逛上海舊貨場，想買這樣的風扇，好像看了這樣的風扇，便能穿越時光隔閡回到那段本應屬於他優沃無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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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壹週刊第584期採訪內容
